吴刚伐树我洗缸――为大陆版序 柏 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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