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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彬彬　　哈佛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一九九三年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心观点是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线，也即不再因为政治信念的不同而使得人类分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几大阵营。冲突仍将存在，但根源却在于文明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抗结束之后，更为深刻的文明间的争斗将浮出水面。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七八种主要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表现方式。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有人对亨廷顿高声赞赏，认为他为人们把握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理论框架；有人则厉声驳斥，认为他在挑动“民族”斗“民族”，教唆“文明”反“文明”。也许因为他把所谓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复兴”渲染得十分可怕吧，他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招致的批判也特别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