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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说长论短　　我在《新语丝》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互联网络版）和《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全文共五节，其中第二节提到了在查证该问题时遇到的一个小插曲：我无意中发现收在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初版）一书中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在引用白寿彝先生《钱穆和考据学》一文时，不仅没有明言文章作者是谁，而且在引文中悄悄做了多处改动，使得读者误以为该文为郭沫若本人所写，是对余英时揭发其抄袭的恼羞成怒的反应。我并指责这种误导读者的做法非常下作。　　日本出版的《百年》杂志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号发表了署名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的文章《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对拙文进行了驳斥。傅先生自称曾协助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钱穆与中国文化》为其中一种）的组稿，了解该书的编辑出版过程，特地澄清说，《〈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收入台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时均直书郭沫若、白寿彝之名，对《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的引文也准确无误；只是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才由出版社做了删改。至于余英时本人是否事先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