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七三年,当然不是1873年。那个年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大会;凡高还没有患上精神病,他住在伦敦,忙于园艺,他给弟弟提奥写信称赞自己的住处,说自己已经在小花园里播下了满园的罂粟、豌豆与木犀草;弗洛伊德刚刚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离他写出《梦的解析》还需要十七年的努力;爱立信先生刚刚开始他的海外求学生涯,而在这之前,他只是瑞典王国一名勤劳的铁匠。1873年的中国,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一边听着大臣的奏折一面有些心不在焉;"维新派"粱启超口含天宪,刚刚出生。有人还在渲染迷信,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遭到报应。1873年3月14日《申报》信誓旦旦地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雷击致命。虽然在那一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但总的看起来,中国的1873年还比较愚昧,远不如1973年那样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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