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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