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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序前言(2)　　唐锁海先生的坚持是对的，苏州和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古时水患频繁，受第四纪冰川影响，都不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茶树也不可能是这一带的原始栽培作物，种茶和饮茶只能是在这里建立国家以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所以，唐先生不但史前、秦汉、三国、两晋巴蜀饮茶、茶文化也均较兴盛之时，他无资料也不说，一直到陆羽《茶经》“苏州长洲县（即原吴县）生洞庭山”，有了明确的记载，他在把苏州和碧螺春茶的源和根，定在了“唐朝”。河姆渡乃至现在浙江省，其茶业和茶文化的出现和形成过程，当只会大致和历史上江南基本同步或相差不多，而绝不可能较早和早到有四五千年之差。　　江南包括整个浙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不少，春秋时吴越两国先是如《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至夫差时，曾迫使晋公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后来越国灭吴以后，勾践也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薛城），俱成霸业。但是，直至西汉，《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虽无饥馑之患，也“无积聚而多贫”。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眼里，包括苏州和河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