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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困扰人们的“非典”疫情刚刚过去。随着拙著《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出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在华夏大地骤然兴起。其实所谓“战争”，纯属夸张的文学语言，不过是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是非之争。由于涉及对象是一位红遍九州、蜚声海外的“文化明星”，加上他回应批评的态度和手段异乎寻常，因而使得这场论争波澜起伏、热浪滚滚，成了近年来文场书市中一派引人瞩目的景观。从6月到8月，短短两个多月内，《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大陆版就重印了五次，印数达四万五千册;在7月末8月初的香港图书展销会上，此书的台湾版共售出了一千余册。作为一本“咬文嚼字”的学术类书籍，出现这样热销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随着争论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全国有近百家报刊先后作了报道和评述;东方、人民、新浪、搜狐等网站，据说有上万网友各抒己见，踊跃参加评点和讨论。其间，我跟余秋雨有过两次正面的交锋，一次是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新民晚报》上，一次是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的香港《明报》、《信报》上。据大陆和港、台众多的学者反映，只要认真读过金、余双方的论辩文章的，是非不难立即判明。余秋雨拒绝批评、坚持错误的态度，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