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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米丽，”他说道，“你离开她后，太太，――我们在澳洲住下来，她每天晚上在帆布帷帘后祈祷时，我总听到你的名字呢――她和我在那天日落时再也看不到卫少爷以后，一开始她蔫了，好蔫，如果她那时知道卫少爷那么好心那么小心瞒了我们的一些事，我想她准活不下去了。可是，船上有些穷人生了病，她就照顾他们；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些孩子，她也照顾他们。就这样忙着，这样行善，反使她得救了。”　　“她什么时候才知道那消息？”我问道。　　“我听到那消息后，”皮果提先生说道，“又瞒了她差不多二年。我们那时住在很偏僻的地方，周围是些好看的树，屋顶上都爬有蔷薇。一天，我在田里干活时，一个我们亲爱的英格兰旅行家来了（他是来自诺福克还是萨福克，我不在意了）我们当然请他进屋，给他吃喝，向他表示欢迎。我们殖民地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随身带来一份旧报纸，上面有关于那场暴风的记载。她就那样知道了。我夜晚回家时，发现她已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