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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夷[1]初至中国，未尝不训谨[2]。自道光二十年[3]以后，始逐渐骄肆[4]。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　　尝与芸台[5]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6]，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7]，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8]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9]。我每遇事裁抑[10]之。时英船在黄埔[11]，与民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12]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圻庸�[13]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14]，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15]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16]传谕兵头，兵头亦诡称夷人亦不能被民伤得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仓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17]，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